请 示
我是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1992年11月拆迁后转为居民），名叫彭奇志、女、身份证号码43032219670807602x。在1992年11月拆迁前我家原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北郊福安乡胜利村第九组。我家房屋修建于1982年，建在城乡结合部集体土地上的私有房屋，住房总建筑面积为186.8平方米，一直以养种业为生，并且在家里还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92年11月国家要修建“319”国道，11月胜利村部书记章智明、副书记周国强、周玉林及长沙市郊区拆迁建设指挥部的张建国、福安乡政府的周孟其等相关领导以政府的文件来我家做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当时章智明书记对我家说：“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这次征地拆迁是按4号令（1991年12月16日张明泰市长签曙的）的有关规定…….”。我们全家人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去做，拥护人民政府的规定，配合为国家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工作，1992年11月5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征地《拆迁协议》。协议中明确有规定，甲方按当时4号令的相关规定（请见1992年11月5日的拆迁协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过渡、产权交换（以面换面），并负责解决乙方在籍人口和合法自然增长人口的转业转户问题。然而这份庄严承诺至今还落在书面协议的纸上，没全部落实到位，导致我家失地，失业，失去稳定的生活，致使生活极度艰辛。
1992年11月5日协议签订后，领导以解决我家就业（转业）和办理房产权证为由，把我家的拆迁协议和房屋手续的原件全部收走了，并且说《拆迁协议》上面的补偿也得待就业（转业）到位后全部结算完。一直在等待就业（转业）的我，后来经街道和村部领导话语同意，在原住宅旁即现在的“319”国道浏阳河大桥下边自家的自留地上修建了几间平房，大约100平方米，租出资金全部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费用。2009年10月地方政府把我有益物权人的几间平房以重修“319”国道胜利村段浏阳河大桥危桥为由，把我家的有益建筑物作违章建筑拆除，拆除空地后又让别人家重建，成为别人家的“合法面积”。
我（彭奇志）家的承包地是2.53亩（黄大可父亲原户主）请见土地承包合同。赵清秀家1.53亩（黄大明原户主）请见土地承包合同。2004年被强征了一部分，现已建成了毛家桥水果大市场。强占我们家菜地的那天早上7点多钟，一名自称是开福区政府姓黄的副区长，四方坪街道、胜利村部等主要领导人的带领下，公安、城管、110、120、119等汽车排成长龙，人山人海，气势浩大，不到半小时我们家的菜地用围板全部包围了，轰隆隆的挖土机猛速开进了我们家的菜地，当时还有好心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在挖土机前面抢收菜呀！土地股金全部修建了防洪大堤（请见长国土资罚（2006）5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另一部分承包土在2010年9月26日被强行圈地，听说要建海洋明珠项目，现在那里还是杂草丛生。而我俩户仅只按每亩5000元-6000元计算的青苗费，其他的任何补偿也没有。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年4月3日自收到长京稳（2007）10号函之后，在2007年7月4日进行了答复。但这答复意见与我俩（彭奇志、赵清秀）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答复意见根本就没有按1992年11月5日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所答复，以面换面应偿还我家49.2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和我俩家的革命工作安排在哪里？征地、拆迁补偿费等都在哪里？难道我俩户不优秀就不安排革命工作吗？革命工作不分贵贱，难道扫马路、扫厕所也不行吗？
我奶奶黄李氏于2001年5月因病不幸去逝，享年89岁。我婆婆田新安于2007年5月不幸病逝，享年68岁。我公公黄大可，他是1992年11月5日我全家《拆迁协议》上签字的代表人，他在2010年6月不幸因病去逝，享年72岁。叔叔黄大明他是1992年11月6日《拆迁协议》上代表我婶婶赵清秀家的签字人，他于2011年4月不幸因病去逝，享年59岁。他们临终前都语重心强地告诫我们说：“要听党的话去做，相信政府，现任领导会按1992年11月那份庄严承诺解决好我们问题的………”。他们就这样眼睛睁得又大又圆的走了，我们悲痛万分的哭成了泪人喊着亲人，目睹他们死不瞑目的情景。而他们到已被时间消化了时，既没有享受城镇职工生活待遇，也没有享受农村生活待遇。您作为我俩户最尊贵的领导，对为国家工作的工作人员用时间来消化的做法，您能理解吗？也有些为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对我俩说“：政府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哪怕你们再上访十几年，也不怕你们俩个老堂客们去告得翻…..”。但我俩户永远忠诚于党，听党的话去做是坚定不移的。我俩户请求现任领导解决好我俩家1992年11月5日双方签订《拆迁协议》上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产权交换（以面换面）、生活费等问题。
请求能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俩家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吧。
此致
敬礼
听党的话去做的人;彭奇志
市民朋友：
您好！四方坪街道办事处已对您进行了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