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是这样表述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这也就是说，相对于普通公民或其他组织而言，政府永远是强势的一方。如果公民和组织存在不可纠正的违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自然有相应的行政处罚种类对其实施处罚，根本不需要用“市长批示”加以惩处。
“市长批示”，既不是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也不是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更不能凭以“市长批示”加重对当事人的惩处。相反只能说明，行政机关搭乘“市长批示”，对当事人强加的行政处罚，这样的行政机关，不是懦弱、无能和失职，就是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而这种执法犯法的行政行为，往往都与腐败、私利、舞弊有关。
长沙市民政局在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这一处罚简单到了只要求“责令限期整改”，竟然就摆出了“市长批示”的筹码。如果真有“市长批示”，当事人也就认了，从事隔三年后才提供的“市长签字”复印件辨认，提供证据的行政机关，采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计，又被执法单位长沙市民政局用以对当事人“虚晃一枪”。长沙市民政局为何要炮制“市长批示”？当然是为了私利而铤而走险。就在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戳穿了他们那些不能见光的事实后，民政局再次搬出“市长批示”的尚方宝剑，还是为了权力的“私利”。只不过是借助权力压力，封堵当事人“投诉、举报、维权”之口。
这些类似于长沙市民政局这样的行政机关，总是试图把“市长批示”作为另一个借口，目的是强化处罚，但实质上是削弱了法律。更为严重的，脆弱的当事人面对这种权力压力，往往会选择放弃民主法律制度赋予的权利，最终向权力妥协甚至投降。这种的结果不仅不会维护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会让法律变得软弱无力。
不要把当事人对权力的成功挑剔看作是对政府的要挟。相反，它十分有利于防止同样的低级错误在某些地方又一次重犯。
《国家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又作出如此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长批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行政乱作为的通行法宝。这一怪胎绝不能让其肆意疯长。（原创作者　食话实说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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