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员简介：
黄铭峰，通识教育战略研究院院长，通识智库研究员。战略史学与应用心理学专业背景，通识教育机构创办人，校长。资深教育规划师、生涯规划师，国家二级心理师，心理测评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钱学森教育“世纪之问”的研究与探索，中外教育智库运营模式、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青少年生涯发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规划、职业规划等。
（通识智库）黄铭峰：推进职业女性“半工半休”的教育促进草案
一个孩子的教育要成功，首要的因素是重视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要成功，关键在于母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跃升世界第二，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大国。而与世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的教育领域仍然是一块短板，应试教育模式至今依然被人诟。
不可否认，应试教育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各行业领域的专业人才，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弊端是各个学校在升学指标的压迫下，把繁重的课业压力转嫁给家长和孩子们，使得家长和孩子们被压得喘不过气，甚至很多学生在本该学的年龄产生了厌学情绪，家长们也为了孩子的学业焦虑万分。在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都出现了“天价学区房”的现象，这是应试教育走向极端和畸形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前兆。
短期来看，应试教育模式在未来的20-30年里仍然会持续下去。虽然近年来，学校表面上一直在喊“减负”和“快乐教育”，但只要高考的指挥棒不停止挥动一天，各种潜在的课业压力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从中国上世纪50年始的“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造成了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大城市里的新生人口逐年减少，虽然现在生育政策鼓励生二孩，但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和职业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使得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父母都不愿意再生二胎。
长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接近终点，随着高素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是一个重大的优质人力资源供给瓶颈。
目前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虽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生活成本相对也比较高。在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未健全之前，每个家庭日常的支出较多，各项固定支出如房贷、汽车、教育、医疗、消费已占了一大部分，真正剩余的可支金并不是很多。
所以，正常的所谓“中产阶级”工薪族家庭，单靠男性一个人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夫妻两人必须同时工作才能过上小活。
对于年轻夫妻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因为中国大部分的普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教育是中国家庭重要的日常话题。可问题在于，随着应试教育的考学要求越来越高，单靠学校教育已经远远跟不上学业要求的发展速度，以至于现在的家长忙完工作晚上忙孩子的作业，周末也带着孩子到处去辅导机构补课，结果家长和孩子都很累。同时，这种无休无止的学习让孩子也对学产生了厌倦排斥的心态，学效果自然不好。
有很多教育专家都意识到，孩子的教育要成功主要在家庭，责任在家长身上，学校只是起到知识传播和规范学过程的作用，但不能完全替代家长的作用。这样的教育观念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家长自身的素养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决定了孩子的素养，家长是孩子们的“一任老师”。但是，为了适应职场竞争的压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家长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就算有时间关注，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毕竟家长不是教育专家，所以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交给学校，能不能教育好就是老师的事情，孩子的教育出问题老师也有责任。
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悖论，一方面应试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需要家长参与孩子的日常教育活动。而家长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孩子，自己对教育问题也不是很了解，无法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所以，结果是学校把一部分教育任务转嫁给家长，而家长则把教育的责任推还给学校，最终孩子的教育问题就耽搁了，造成后续的教育无法有效推进。
综上所诉，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家长不愿意参与孩子的日常教育，而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关键点在于家长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补足学校教育缺失的部分。如果说中国教育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关系千丝万缕，不知从何处入手解开难题的话，那么问题的核心在于：家长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关注并参与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同时弥补上中国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
可现实的问题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职场，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要两个人同时上班挣钱，如何让父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来教育孩子，给予孩子家庭教育的引导呢？通识智库给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是：让母亲回归家庭，承担起教育孩子的任务。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先让一部分有条件的职业女性，在孩子三岁之前回归家庭，承担起孩子的早期启蒙教育任务，并逐步推广到更多的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完成女性所要承担的孩子教育与和谐家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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