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大臣以隐语劝谏君上的一则故事：庄王继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曰：“愿有进隐。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黄（通“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辈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退矣，吾知之矣！”随后楚庄王果然一改前行，振肃纲纪，选贤用能，磨军进击，诸侯震恐，楚国遂由危在且夕的积弱之邦赫然而为凛凛强国，他本人也成为一代霸主。一则隐语居然成为一国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遂众口相传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这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由来。这个故事在当时就已流传很广，乃至衍生出许多不同“版本”。
司马迁画像
如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淳于鬓以大鸟谏齐威王，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重言》中是成公贾谏楚庄王，韩非子的《韩非子·喻老》中进隐者只说是“右司马”而不见名姓，刘向〈新序·杂事二》则又记为大夫“士庆”等等。用这样一则含意显敞的隐语去刺挠一盛气凌人、喜怒无常之君，必然要冒很大风险，可谓大智大勇。大约人们都希望这位传奇式英雄出自本乡本土，关于故事的主人公、发生地点才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情形。而在春秋时期，大臣以隐语劝谏君上之举几成风习，故事发生在哪里也都是可信的。
韩非子画像
显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日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物质性和巫术迷信之虚妄，神灵世界的根基发生了动摇，隐语也开始脱出巫术迷信的窠臼，而转向现实社会，特别是与时局关系密切的政治。隐语，以睿智巧妙的隐喻、假借、暗示，常能起到他种语言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它既可用于向君王进谏，又可用于同僚对智，还可用在外交场合中说服、警示、告诚对方。
如〈国语·晋语）中记述说：“有秦客瘦词于朝，大夫莫之对也。”发生在公元前592年至公元前589年之间的这段史实，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在外交场合，已经采用应词、隐语作为外交辞令，借以折服对方。隐语、瘦词其实是一回事，出“谜”的人把真意隐起，仅露蛛丝马迹，让对方冥思苦想，所以既叫“隐”，又叫“度”（sou通“搜”）。宋朝文人周密的说法是可信的：“古之所谓瘦词，即今之隐言也，而俗谓之谜。”到了战国时期，以隐语谏君的事例就更多了，甚至就连稚气未脱的孩童也会隐语。楚国顷襄王当政时，年仅12岁的少女庄侄潜伏于楚王出游的必经之途，手举白旗拦阻王车以进谏。她从容不迫地向楚王说出隐语数句：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
楚王不解，于是庄侄解释说：“大鱼失水”是指君王远离国都500，在外只顾眼前享乐而不知祸患将起；“有龙无尾”是说君王年过40，可还没有太子，国家没有强有力的辅弼力量，必将衰亡；所谓“墙欲内崩，而王不视”，是说国家将要出现祸乱，可是君王却视而不见，不知改悔。这样下去，离国破家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顷襄王听罢深感有理，表示将认真接受她的意见，并通令国内予以表彰。
哑谜性的隐语也出现了。刘向〈新序·杂事二）记载了一则齐国才女无盐向齐宣王进谏的故事，她以“扬目、衡齿、举手、拊肘”四个动作向齐王打哑谜。〈东周列国志》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扬目者，代王视烽火之变；衡齿者，代王惩拒谏之口；举手者，代王挥谗佞之臣；拇肘者，代王拆游宴之台。”实际上，她是以哑迷隐示齐国面临着四大危险：外有强仇，内有奸伪，贤匿佞行，宴游无度。她所列举数条均切中时弊，令齐宣王心悦诚服。最后，齐王带着这位有名的丑女回宫，并册立为妃，凡事都与她磋商。
荀子
隐语虽说是开创了我国谜语之先河，但还不具备谜语的特征。不过，当隐语发展到战国末叶时，已开始向谜语演化。荀子的〈蚕赋）用比喻、拟人、暗示、摹形等表现手法咏蚕。刘想认为，它已露出隐语向迷语转化的端倪，“苟卿《蚕赋》，已兆其体”。《蚕赋》通篇以隐语写就，读之谜味十足：有物于此，嬴赢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语。以为母，娥以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
赋中隐去“蚕”字而不露，但就蚕的形状、习性、繁衍、功能却左拨右点，反复吟咏，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实际上确已具备了谜语的主要特征。所以，如将《蚕赋》视为中国谜语的始祖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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