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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蚁》：虽指认了命名，但反而窄了影片探讨社会议题的格局
纪录片导演朱贤哲在剧情长片领域初试啼声，便触碰严肃沉重的社会议题，其创作野心与责任感令人钦佩。加之演员全心投入地用力表演，不矫饰，不刻意煽情，也让《白蚁》确确实实称得上一部难得的诚意之作。然而在晃动的手持镜头下，影片周转于白以德与汤君红有限的生活空间——家、课堂、书店、路上，虽然所探讨的对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却不慎困守在片中人物的小世界里，而让影片很可惜地小了格局。
《白蚁》运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影片或许正是以这样的镜头在实践一种窥视。当白以德收拾着偷来的内衣裤时，那个极度倾斜、从桌角窥视的镜头，尤其打破了传统的构图曲线，甚至明白暗示着观看者的存在，不是电影中的人，却正是摄影机与观众自己。影片中极少中远景，即使有，也同样是以近似偷窥的视角出现。经常性的特写镜头让人被迫将目光投注于人物身上，不论是身躯、面容、脚步，还是其他。于是一方面观众既像是一群带着原罪的窥视者，不断被提示着当下凝视偷窥者的双重观看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一遍遍进行着自我检视与反忖；另一方面，相当吊诡的，这种近距离的贴近，又似乎是在企图建立观众与电影中人物的认同。
当白以德失控地陷入不可自拔的情绪中时，仿佛也牵动了观众自我幽暗的内心深处，于是银幕内外达成了一种共同的宣泄。这样的镜头运用延续了朱贤哲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惯常做法，解读起来似乎也意义不凡，某种程度上晃动的镜头更是人物躁动内心状态的映射，然而相当可惜的，这却也让影片缺少了一种安稳的电影感。游移与不安的影像虽显影了一种粗糙与写实，却也带来令人分心的眩晕。于是这样的手法是否真的必要，却也令人存疑。
在这样关照人物内心的影片中免不了的是镜像。作为一种直观的自我观看过程，镜像中的自我赤裸，而又无可遁逃。在《白蚁》中，镜面经常性地把画面分割成两个甚至三个区块，框限着畏缩于一隅的人物，实像与虚像间彼此对照。即使不是镜像，在影片大多数的画面中，人物也是经常性地出现在画框的边边一角，尤其是左方，在影像上承受着某种挤压。然而虽然在构图上别具心思，万分遗憾的却是影片在意象上的缺乏。片名白蚁取自主角白以德的谐音，也是他在社群站上的笔名。兼具蚁居与惹人生厌的害虫意象，白蚁出乎意料地并未在影片中象征性地出场。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物件如cd盘、信封等也多只停留于物品本身，而具丰富意涵潜力的头发、母亲做衣服的针等，都很可惜地欠缺进一步的刻画与串联。于是影像便成了对人物状态的纯粹观看，少了更进一步的在意义挖掘上的可能。
在影像之外，回归到故事本质，《白蚁》挣扎着企图触摸到一个更高的主题，但直至终了却很遗憾地未能达成，甚至其主题本身都显得模糊。一方面，《白蚁》依旧落入了某种校园霸凌的范畴。只是跨出了校园的场域，年岁来到，甚至在视觉上更长。影片中的某些尝试其实是极具主题潜力的，例如它事实上并非物理上的暴力，而是远距、真空、不可触及的，在彼此猜忌的捉迷藏游戏催化下的；它也并非言语的暴力，而是影像的，以手机拍摄的数位影像存放于cd盘中，播放于电脑上的；它更不同于新时代的络暴力，而是属于更早的纸本时代，以信件来传递的。这一系列的不寻常足以让影片织出不一样的味道。事实上，影片在逐步揭开谜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试图辩证着几组对立或近乎对立的概念——受害者与加害者、偷窥与反偷窥、正常与不正常、正义与自以为的正义。然而，这些概念在影片中却多近乎只流于对白，仅是稍稍点到，而未能被编织进细节里。我们听着白以德的母亲一次次追述过去，听着年轻人彼此对话，直白却未见深刻。
另一方面，要追溯白以德的恋物癖，家庭描写是少不了的。于是可以想见，恋母情结再一次被推到前景。男孩目睹母亲与人欢爱，于是一方面男孩在父亲去世后对母亲产生的依恋幻灭，情感与欲望进而移转到了母亲与其他性的贴身衣物上；另一方面，男孩在目睹之后也产生了恐惧，于是亟欲寻求母亲揭露前的遮蔽衣物，来缓解自我焦虑。然而，倘若仅是如此学理上的典型解释，好像对于爬梳恋物癖背后复杂的社会脉络还是过于简单了。影片本有更进一步开展的可能，尤其在母亲这一块的心境描摹，其困囿于乞求原谅的牢笼与回圈，以及对白家男性的责备与自我怀疑，都颇具深入点。只是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影片直至后却都未有充分揭示。当母亲涂抹上紫口红，现身于家庭聚会，在薄弱的家庭书写下，其意味也显得模糊不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白以德走离书店，抛下一句为什么你们什么事都能重来时，他所直接评论的是重打发这件事，那么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又希望什么重来呢？在那一片鱼类绝迹的白深海里，汤君红同样也提到了某种可以重来的魔幻。于是当影片尾声，汤君红复又回到那片海时，我们也不得不凝神细视起潜水这一行为本身所可能具有的丰厚内里。它洗涤的或许是罪咎与不安。可是关于潜水，关于重来，铺叙的太少，终究还是太过单薄了。或许本可以期待的，是一个更有力的收场。
《白蚁》的确是一部凝聚创真诚与热情的作品。如果说，《白蚁》让人感到可惜的是影像上的躁乱、意象上的阙如，还有主题上的隔靴搔痒，那么其实归根结底，其严重的致命伤或许就在母亲与医师对话的那一场戏。当医师将恋物癖、忧郁症等名词简单直接地一一道出、对应、归位时，其所暴露的不仅仅是影片在言语之外的动作、情节刻画上的力有未逮，更让影片落入了词汇本身的框架中。倘若被描述者的脉络足够复杂，又怎是用一两个名词就能穷尽和指涉的？更不用说这样的名词并置本身或许也是粗糙的。进一步言，这些名词背后，也往往黏附着某些社会施予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或许也恰恰是影片的创作初衷所欲正视与挑战的。指认了命名，反倒窄了影片探讨议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