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开”，意思是说他“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这个雅号属于后唐末帝朝的宰相马胤孙(《旧唐书》写作“马裔孙”)，做宰相做到这个程度,也真是件很少见的事情。
身为宰相，自然担负着筹划一国政治的重大责任,难道能够闭口旁观吗
身为宰相，自然要主持朝廷百事的实施与推行,又怎能不开印以行事呢
身为宰相，还意味着他责无旁贷地要成为沟通百官与帝王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他又怎能把文武百官拒绝在自己的门户之外呢
羚羊觉得马胤孙之所以“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马胤孙并不是他害怕做官,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做官,而是由于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官。有两件事情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先说这件事，冯道被罢免匡威军节度使的时候，马胤孙却拜他为司空。
但按唐朝的惯例，司空属加官，从不单独拜除。
当时，人们对司空一职职权的议论颇多,有的说应当参与大政，有的说仅供祭祀扫除而已。
对此，马胤孙无所适从，毫无判断之力。
另一件事，是关于常侍与仆射两职排行的问题。
当时，宰相刘晌罢相为仆射，常侍孔昭序建议说常侍应排在仆射的前面，马胤孙因此命令御史台官员去寻找从前的有关规则。
御史台官员检无所得，说:“故事无所见，可依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
马胤孙即判令:“既有援据，足可遵行，各示本官。”
他的命令招来了刘晌的愤怒，刘晌拂袖而去，这一事情在当时也招来了各式各样的议论。
这两件事情，都充分证明了，因为马胤孙根本不熟悉朝政典章制度，使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常常失去作为一名宰相原本应该具有的判断力。
第二点，马胤孙至始至终都是是个文人，他不是政客，被迫加入朝堂马胤孙年少时就很好学,也是从那时起，开始研习韩愈的文章之道。
五代十国科举松弛，文人也不以进士及第为最高目标，但马胤孙却能凭借自己的学问顺利地考取进士，这也是当时很少见的事情。
石敬瑭灭唐建晋后，马胤孙被罢归田里。从那以后，他的学问潜力和文学才能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他原来也像韩愈一样不喜欢佛，等到废居里巷以后，因为常常怀念后唐末帝李从珂平昔的恩遇，所以转而读佛书，尤其酷爱《华严》《楞严》两经。
他不仅喜欢抄录两经，而且常常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两部经籍所蕴含的佛理.这些作品被收集起来后,他称之为《法喜集》。除此以外，他又根据诸经要义写了一篇《佛国记》，长达数千言。
马胤孙染佛如此之深，所以有人嘲笑他说:“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倨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
他笑着回答说:“佛佞予则多矣。”
因为他有学问，文章又写得很好，所以，他虽然被罢相位，后晋、后汉的文武大臣都待他不薄。
周太祖郭威即位后，也给他不断地加官。他晚年在洛阳“每闭关养索，唯事讴吟著述，嗜八分书，往来酬答，必亲札以街其墨迹。”
就是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写过一篇《槐虫赋》，借槐树上的白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志向。
死后，赠太子少傅，周太祖为他废朝一日。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家兼佛学家，而是他有极高的天赋，是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具有更高学术成就的大家。
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不属于官场中人。
所以当马胤孙步入官场之后，其迁腐、无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的。
比如那个时候还是潞王的李从珂为了称帝，准备发动***，他就问马胤孙:“受命移镇，路出京师，何向为便”
马胤孙回答说:“今大王为国宗属，而先帝(指后唐闵帝)新弃天下，临丧赴镇，臣子之忠也。”
把李从珂的***说成是“臣子之忠”，难怪当时的人都要讥笑他的迁腐了。
又如太原节度使石敬塘起兵反唐，末帝李从珂仓皇逃往怀州，形势已经非常紧迫，群臣都无计可施。
这时马胤孙从洛阳赶来，大家都希望他能拿出个好主意来，但最终他也没有拿出办法来，只是向后唐末帝李从珂进献了三百匹绫而已。
至此，后唐已难逃覆亡的命运了。
尾声从宰相的角度来看，雅号“三不开”的马胤孙，是一位在政绩上毫无建树，关键时刻坐看国家灭亡的蠢材。
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三不开”马胤孙”是一个天才，他不仅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佛学家。
马胤孙之所以被人们无情的嘲笑，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口中的蠢材往往是放错地方的天才。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
《五代会要》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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