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爱情无论何时都会有，而爱情带来的苦涩每个人时代的人都无法逃避。
民国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新与旧，保守与创新，激荡着一代人地思想和命运。
在时代地潮流中，爱情自由成为了许多新青年的人生追求。
那个时代宽容，宽容到可以理解包容青年人追求爱情，而放弃道德，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地爱情和婚姻，于今看来多么地毁三观；
但那个时代里也有人在乎伦理道义，如胡适，他始终都守在了原配妻子江冬秀的身边。
那个时代许多人同时接受了旧式和新式教育，面对自我、爱情与家庭和婚姻，究竟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呢？
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答案，毕竟爱情本身就是一个无解地谜题。
在这本《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里，作者特立独行的猪先生，用温柔细腻地笔触写了20个民国爱情故事。
这本书里没有批判，没有高高在上的道德指导，作者只是站在一个叙述者的角度，把民国时期那些风华绝代人物的一生娓娓道来。
特立独行的猪先生，写了爱情的甜蜜、婚姻的美满，也写了爱情和婚姻琐碎、狼狈的一面。这本书，如同一幅花卷，把一段段往事讲述得立体和清晰，有的如张爱玲那样在爱情中选择自我萎谢；有的如林徽因那样风华绝貌，一身诗意；还有的如萧珊那样为爱勇敢前行；又有的如陆小曼那样多才且任性。
在这一段段往事中，有几个人的爱情和婚姻让我深有体会：有时候，爱情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而婚姻则可能是你拉我一把，我才能随你一生。
一、爱情和婚姻：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民国提到民国的风流才子，自然少不了徐志摩。
他对陆小曼是真爱至上，对原配妻子张幼仪却是冷酷无情；他认为张幼仪是乡下的土包子，代表着封建落后，于是把这旧式的东西放在角落里发霉，把冷暴力和伤害加诸于一个弱女子身上？
但父母包办的婚姻，就没有幸福可言吗？并非如此，民国事情，同样是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梁实秋却和妻子程季淑猜出了爱得火花，并且相伴一生到老。
1、徐志摩与张幼仪：傲慢与偏见，是最深最痛的刺
1914年，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张幼仪的哥哥张嘉璈为强人定下了婚约。
彼时，17岁的徐志摩在浙江杭州一中念书，是一名思想进步的新青年；而15岁的张幼仪也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
面对这场包办婚约，徐志摩先入为主地反抗了：让一个进步青年娶一个素未蒙面的女子，这种封建落后的婚姻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于是，徐志摩给张幼仪盖上了乡下的土包子的章，不论张幼仪做什么、穿什么，做得是好是坏、穿得是俗是美，在徐志摩眼里都是土包子。张幼仪其实长得不差，她自己也说：
我身材不错，还长着一双大眼睛，也是被人夸大的。
但傲慢与偏见，让徐志摩十分不待见张幼仪，在此后的八年多的婚姻里，无论张幼仪如何学习新文化、新知识，改变外在形象，徐志摩都对她不屑一顾，只把爱意和深情给了其他女人，留给张幼仪的只有冷漠，近乎到绝情的冰冷与刻薄。
1923年，他们离婚了，这是民国历史上依据《民法》办理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徐志摩既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却有没有勇气反抗，只把不满愤怒发泄在了无辜的张幼仪身上。
他自诩为新青年，便不顾一切抛弃旧式的东西，也包括旧式的做派和旧式的人。
新青年的傲慢与偏见，让她从未试图去了解一个女人，去承担起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2、梁实秋与程季淑：平等地爱，长久地携手
作家梁实秋与妻子程季淑的婚姻也源于父母的安排，但这场婚姻却是在爱情的浇灌下一路繁花，幸福到老。
梁实秋出身书香门第，12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程季淑则出身落魄的小官家庭，自小父亲离世，与母亲寄人篱下生活。
1921年的秋天，梁实秋的父母看上了程季淑，觉得这个小姑娘人很好，拿到了她的八字，想要把这个姑娘介绍给自己的儿子。
从父母那里听到了太多对程季淑的赞美，同样是新青年的梁实秋却并没有因为她是父母安排的而产生抗拒心里。
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媒人的介绍下见面了，他们彼此怀着真挚的心情，开始了解、接触、交往，爱情在一对年轻人中间萌芽了。
1927年，相恋了六年的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北京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共度了一生。
同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徐志摩因为心底的成见，发自内心的抵触，封闭自己的心房，而错过和耽误了张幼仪的一生；但梁实秋却理解家人，带着平和的心态与相亲对象见面，才能发现对方的美好。
3、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有包容、有理解
好像三流的爱情小说里，爱情源于一连串的偏见和误解，然后欢喜冤家和解，爱上彼此；然而，现实里，偏见和误解带来的却是更多的伤害。
张幼仪，曾说：
我没有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一个执着地爱，一个固执地不爱，婚姻就这样在冷冰冰中结束了。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何尝不决定了爱情和婚姻呢？
徐志摩地固执与梁实秋的平和，让他们在面对父母安排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反抗，前者只顾自我，不会体谅他人，后者却有包容和理解力。
徐志摩曾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或得则吾生，不或则吾灭。
他于爱情执着，想要在爱情里寻找一个灵魂伴侣；却在婚姻里丢掉了爱情。无论是错过了张幼仪，还是与陆小曼的柴米油盐里消磨掉爱情，他忠于了自己，忠于了爱情，却从未忠于过某个人。
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也许爱情不需要多少语言的沟通，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你就知道对方在爱着你；但婚姻不一样，婚姻要的是彼此的沟通、理解和互相扶持。
二、爱情和婚姻：你拉我一把，我追随你一生
鲁迅和胡适都取了小脚女人，但他们的婚姻却是两种结局。
1、鲁迅和朱安：你爱或不爱，我都在那里
鲁迅和原配朱安的婚姻是一场悲剧。
朱安是一个好儿媳，她侍奉婆母至孝，她勤俭持家，在与鲁迅的一起生活的时候，她照顾鲁迅的衣食起居。
但她却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因为她和鲁迅无话可说。她称呼丈夫为先生，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自己，藏在鲁迅的背后，在他的生命力孤独地来了，而又孤独地去了。
朱安曾说：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无话可说，沉默无声地婚姻，才更伤人。
有人说，鲁迅对朱安仁至义尽了。他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这个女人和他没有任何思想沟通上的可能，他们无法进行精神上的交流，甚至连些家长里短都无法沟通。
有朋友建议把朱安送回老家，但鲁迅却没有这样做，他觉得一个旧式女子若是被休弃，是无法生存的。
而朱安也确实是一个软弱的旧式女子，她不敢反抗、没有底气反抗，实在是因为她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资格和能力。
朱安大概就是那种传统婚姻里的女子，以为是夫妻就可以一生了。但鲁迅却想要一份有爱情的婚姻。
但在婚姻里，鲁迅没有想着拉朱安一把，让她与自己共同进步；朱安除了操持家务，也没有想过要提升自我，在精神上与鲁迅达成一致。
他们就这样在无爱无情的婚姻里度过了彼此的一生。
2、胡适与江冬秀：你拉我一把，我随你一生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也是父母之命的婚姻。早在胡适13岁的时候，双方父母就定下了这场婚姻。
在与江冬秀结婚前，胡适有过一个爱人韦莲司，他们都是新式青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彼此有共同的话题。
但胡适的爱情没有抵过母亲的眼泪，他妥协了，从美国回来与乡下女子江冬秀成婚。婚后不久，胡适回到了北京，江冬秀在老家照顾老人。
不久之后，胡适的母亲因病离世了。江冬秀惶恐不已，害怕没有了母亲约束的胡适会抛弃自己。
然而，另所有人大吃一惊地是，胡适把江冬秀接到了北京生活。胡适带她一起逛琉璃厂看古董、看戏、吃烤鸭，带她见自己的朋友，让她融入自己的生活。
尽管妻子是一个乡下女人，但胡适从未想过要藏起她，没有把这个旧式的女子当做自己的累赘，没有觉得这样一个妻子给自己丢人了。
既然选择了在一起，那就共同面对生活好了。
面对大文豪、学问家胡适，江冬秀也曾自卑、难过，但她在这些以外，去努力做好妻子的本分，她把打理地井井有条，让胡适能够安心地做学问。
无论胡适得意还是失意，江冬秀始终陪在他身边，她对他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在胡适遇到挫折地时候也努力开解、鼓励。
江冬秀是一位坚韧有生存智慧地女子。某一次，胡适升官了，江冬秀给她写信说道：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加你的罪，何苦呢？
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吧。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过你呀。
胡适与江冬秀，一个不离，一个不弃。也许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精神或者灵魂上的契合，但这样吵吵闹闹地携手过了一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爱情是轰轰烈烈，但想要爱情和婚姻长久地滋润心灵，一定离不开两个人对亲密关系地经营。
如鲁迅和朱安，一个未想过改变，一个没有能力改变；如胡适和江东秀努力适应生活，一个愿意接纳，一个愿意成长。
有人愿意你接纳你，包容你，有时候比一个人爱你，更让人温暖和幸福。
三、一刹那的爱意，可以永恒
读完这本《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深感爱情和婚姻的不易。
世事如书，爱情与婚姻里，有酸甜与苦辣，有激情和争执，也有琐碎与平淡。
也许我们无法像钱钟书与杨绛一样，拥有那种完美理想地爱情和婚姻生活；但那又如何呢？
我们来世上走一遭，爱过、笑过、痛过，体会过生命的美好，生活的喜悦与辛酸，体验人的七情六欲，便是一种幸运。
美好的爱情无论何时都会有，而爱情带来的苦涩每个人时代的人都无法逃避。民国的新旧交替，注定了那个时代的爱情与婚姻多姿多彩，有苦涩有幸福。
百年时光过去，我们无法评判他们的对与错，也许对当事人而言，他们爱过就已足够，有时候，一刹那的爱意，足以永恒。
百年后的我们，再读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悲欢离合，也许能从中悟出爱情和婚姻的真谛。
愿你从《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里那些动人的情话里，重新体会到那种爱情悸动地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