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特有的社会现象，他是在春节前后的特殊运输季，在这背后则是庞大的人口在短期内的局部流动，所以按照这个现象定义来看，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春运一说的，可是呢如果按照春节期间出现的人口流动，那么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春运的。
一、古代春运同样源于回家
春节，可是中国人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重要节日，那么多节日中，春节是最为重要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而这个节日又与其它节日不同的是，这一个节日可是一家人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坐在一起吃年饭，共享天伦之乐的时间。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赶回来，与家人一起过年。
而大家争着“过年回家”，就应该是古代春运的源头。
但是为什么过年时一定要回家呢？据查，这极大可能和传说中的“年”这个恶兽有极大关系。话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腿，且力大无比，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夜会出来作祟。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人们对付这个“年”极其吃力，只能靠量取胜，于是乎全家人就守在一起，等“年”来了以后，就合力把“年”赶走。如果因为家里某个人未能，而造成“年”把家里人给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所以再怎么困难，再有什么理由，都要除夕之前回家，力助除害。所以在除夕之夜，全家都不敢睡觉，要守岁，因此守岁风俗也因此而来。
根据《尔雅》中“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因此可以推算在周代就出现了春节的雏形过年，因此古代的“春运”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但是呢，古代由于交通、自然条件等以及古代观念“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且距离也不会远，因此古代春运的主体更多的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
二、古代春运同样存在运力不足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简单以及道路建设落后，许多人因为路途较远，根本难以回家过年，即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的情况依旧未能有效改变。
我们从隋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中可看出来回家难。诗中这样写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今山西万荣人，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人日是正月初七，这也可以得出当时的薛道衡未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而是在外过年的。看看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自己却独在异乡，因此诗中流露出了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
另外如唐朝的王湾同志也同样遇到了与薛道衡一样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王湾是中原洛阳人，一生中“尝往来吴楚间”。某一年快过年时，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脚下，眼前水阔天长，独雁哀鸣，孤帆远行，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王湾触景生情，写下了引出千古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次北固山下》一诗。
同样古代政府也想现在政府一样积极解决回家难的问题，在古代，官府会尽量不安排公务人员在快过年的时候出差，而一些谋生经商之人则会早早动身回家，避免延误。
三、古代也会进行“高速路“的修建
所谓“回家难”无非就是交通不便利，因此古代为了解决春运问题，各朝官府都会积极进行修路。
殷商时期，便已经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进入秦代，当时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尤其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方便管理以及军事战略物资输送的目的，于是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这也给“春运”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根据《汉书贾山传》中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驰道就是秦国的国道，经过折算后，这个驰道宽达69米，这可不属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了。关键不知路宽，而且路边的绿化做得还极其的好。
而除了高速路驰道外，当时还有轨路等。那可是相当于高铁般的路。不过那时的轨道并非铁轨，只不过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超快。
四、畜力车可谓古代大巴
古代的陆路交通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就成了影响春运效率的因素之一。
在古代，车的驱动力主要为畜力，尤其是长途运输用。而古代的运输大巴就以马车、骡车、驴车、牛车等，而又以马车为主。而同样是畜力车，也如同现在的高铁大巴一样分硬卧、软卧、一等、二等座等形式，只不过畜力车的分类根据用途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主要分为：轏(zhan)车、辎车、安车、辒(wen)车、传车、轺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也低，相当于硬座；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可以变成了大客车。安车应该就是商务座级别了，主要是政府官员或贵宾乘坐的。辒车那可就是硬卧或者软卧了，而且可以调节车内温度，不过这只有皇帝才能使用。
另外，由于古代春运的主体基本是普通人，一般做个硬座就已经了不得了，更多的人还是靠着人力两条腿或骑马回家。考虑路途遥远，交通工具缓慢，因此沿路的小餐馆、小旅馆还是不少的。
五、春运票价全国统一
春运期间，中国古代有官府的、商业的、民营的三种交通系统，但都需要收费。一般到了节假日费用会比平时贵，但也不会乱涨价基本稳定可控。譬如在唐代，商业运输有一个全国统一价，而且还了最高和最低价，甚至于连里程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
根据《唐六典》所记，如果是陆路运输，马每天行走是70里；而步行和驴行是50里；车行是30里。假如是水路，货船逆(黄)河，要上行30里;逆(长)江则上行40里;其它河逆水上行45里。特殊情况可上报水政部门，酌情减少。
而在费用方面，假如车载1000斤，走了100里，那么运费是900文；每驮l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是即使走的全是不好的山路，要价最高不能超150文；而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得低于80文。
只不过上述的费用为日常价格，如果到了春运，那么会比平时贵一些，但也基本稳定，并无黄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