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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有论述，这一问题本是理论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如此一来，“翻译法则”似乎有超出描写翻译研究之嫌，就此，图里做出了澄清。他认为，实际上，翻译法则在描写研究和理论研究中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链接”（avitallink），是描写翻译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是促使翻译成为一门科学必经的历程，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或准科学都会以寻求共性为其目标之一”；其次，翻译法则还有利于促进翻译研究应用分支的发展（toury,1980:167;199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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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来说，翻译中的符号转换应当包括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文本阅读后的思考与思辨)、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如前狭义翻译)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由构思形成文字)。①不论中外，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均有悠久的历史且均以经典文本为讨论对象，古希腊和先秦诸贤均有过语言符号的专论或零星的阐述，古罗马和先秦之后的学者探讨过有关翻译的论述，但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却始于近现代。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将语言符号的指称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奠定了结构语言学阵营的语言符号观;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s．peirce，1834－1914)从哲学角度探讨符号代表项(repsentatio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tant)三要素，构建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法”，其核心类别有三: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从而提出一级符号(firstness)、二级符号(secondness)和三级符号(thirdness)的符号三元观②;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williammorris，1901－1979)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言语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任何符号都由载体(vehicle)、所指(referent)和解释项(interptant)三部分构成，进而形成符号表意的形式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意义)、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意义)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意义)，用于意义研究就分别形成内在意义(符号之间的体现意义)、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之间的体现意义)和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体现意义)，从语言符号关系角度形成日后语言学的句法学或语形学(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语用学(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三个部门，等等。
英语翻译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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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在国外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有十余年；在国内，平行语料库在教学中的应用起步较晚。总体说来，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滞后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亟待开发出有效的应用方式以扩展其在翻译中的应用。本文主要探讨平行语料库在教学中的应用方式和相关发现，重点探索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成果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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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图里所言，“翻译法则具有盖然性的本质”（probabilisticnature）（toury,1995:264）。这说明，翻译法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相反，它允许例外存在。正是鉴于这一本质，翻译法则都可以由以下最简单的命题形式衍生：在条件x下，则y的可能性较大（或较小）（ibid.:265）。
 可见，符号学建构的方基础及其理论观点，在指导翻译符号学研究中的作用。3．2翻译学基础自符号创生之日，人类就使用符号传达信息，记录活动事件，积累文化结晶。随着种族之间的互动和思想的融通，符号成为各族之间沟通信息的有利媒介，符号之间的转换因文化信息传达之需而产生。符号转换的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既包括同类符号系统，又包括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达，其中不免涉及译者采用的隐形中介语;符号转换的前提是通晓两种文化的行为主体，主体间性(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区别)决定着符号转换成果的性质和忠信度，遂而产生原、译文本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