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记得小时候，舅舅家、姑姑家多少都养些猪。
多的如小舅家，家里经营了一个小型的饲养场，规模约百头猪。
少的是大部分，仅养了两头左右，多为过春节前宰杀自用。
不知从何时起，村里家庭养猪的越来越少。
那时，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放弃家庭散养，指明家庭养猪是小农经济，效率低、污染环境。
为了让村民们放弃家庭养殖，村里还给那些放弃养猪的家庭发放了一定的补贴。
而我小舅因具有一定规模，成为村里养猪场老板之一。
多次家庭聚餐中，亲戚们打趣小舅：“现在大家都不养猪了，你办养猪场肯定赚钱！”
起初小舅嘻嘻哈哈，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瞎扯，养猪的最可怜，赚钱的是卖饲料的和肉铺的！”小舅怒道。
小舅不是没想过做末端销售，但因没有门路，连个像样的铺位都租不到，而且养猪费心费力，他实在没功夫再开拓市场，也就作罢。
生产主体盈利能力不如销售末端似乎是常有的事，例如那些农民辛苦种收的农副产品。
2
虽然赚不了大钱，但小舅过的还算凑合，最主要的是他为生猪市场做了贡献，是县里扶持的重点企业，这让小舅感到很光荣。
直到前几年县里环保局到他厂里检查。
养殖现场环境卫生差，与当地产业规划不符，认定为“散乱污”企业，要求取缔。
动物防疫、工商手续一概齐全，怎么就成“散乱污”了，小舅有些不服。
自被认定为“散乱污”以后，村、镇、县的人频繁上门，要求小舅限期关门。
看着邻家的养猪场一个个关门，小舅心里有些发凉。
因为没有限期关停，村干部受了处分，这让小舅心中略有不安。
小舅本想继续坚持，但不料遇到了比环保更厉害的非洲猪瘟。
小舅虽没有大才，但养猪经验丰富，他努力做好防控，生怕染上了非洲猪瘟。不料隔壁厂子出现了非洲猪瘟，事态紧急，县里发出死命令：凡周边养猪场必须全部关停，生猪必须全部处理！
小舅坚持自己的猪没有问题，但这搞不好可是要掉帽子的事，没人听他说的。
于是，仅剩下来的猪都被处理了，曾经辉煌的养殖工业园彻底消失了。
3
“啥？30元每斤？”在听说最近猪肉价格的时候，小舅惊得跳了起来。
亲戚们打趣小舅是不是想借着这股势头，重操旧业。
“不干了，干不动了，费不起那神。”小舅如是说。
听说市里最近找县里，意思是让村里把曾经的养猪工业园再搞起来，缓解猪肉市场压力。
“可以，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把加工程序放在我们这里。”县里回应。
为何这么说，我专门问过农业局的同学。原来，政策补贴集中在养殖阶段，由于成本、环保等因素，造成大多养殖企业选择在欠发达地区开办养殖场，生猪成长成熟后，又选择将生猪运至发达地区加工销售，赢得更多利润。
这样做相当于欠发达地区拿着钱，补贴了发达地区猪肉市场。
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结果，也是地方发展不均造成的恶果。
4
在各地多措并举之下，猪肉价格趋于平稳，但这场疯狂的猪肉价格暴涨之后，暴露出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环境保护、取缔“散乱污”、治理非洲猪瘟都不是问题，这是有利于地方长远发展的好事，问题是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存在因爱惜羽毛而采取“一刀切”式的工作方式？
这其中，损害的不仅是养殖户个体利益，更对整个产业造成不良影响。
另外，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同时，对欠发达地区因对整体产业作出的贡献应多于考虑，制定配套、科学的政策，尤其像猪肉问题，不能从某个片区来看，应当从全国角度出发。
而这，无疑给地方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延伸阅读：
猪肉价格为何大涨？从一个村子观察全局根据新闻报道，8月的第二周，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46.8%，部分地区出厂价格就达到32.61元/每公斤高位；生猪存栏量却同比下降32%，创下2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纷纷行动起来。8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召开了全国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电视电话会议，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群众吃肉问题。
可以说，这次猪价波动，直接原因和非洲猪瘟影响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它涉及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环保、土地等综合因素。
周期
记者曾经调研过一个养猪专业村（就叫“a村”好了）。在2004—2014年的十年间，该村在村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少则几十头，多则几百上千头。
这种规模化的家庭养殖方式，其实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散养方式，却又和资本经营的养殖场有本质区别。
有研究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业经营领域掀起了一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这不仅在种植业中表现出规模经营的趋势，在养殖业中亦表现突出。
比如，在一个四川某生猪养殖大县里，2003年及以前的小农庭院式生产比例占到100%，全县没有一家养殖规模在50头以上的。而到2015年，这个县规模化养殖已占到63%，小农养殖仅占37%。
这个过程，和a村的养猪变迁历程是匹配的。在2004年之前，a村农户也养猪，但每年存栏在1-2头之间，养猪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在村庄范围内自给自足，具有鲜明的小农经济特征。
但这十年间规模化的家庭养殖，其实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养殖方式。
一是它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0头存栏的养殖场，需要投入3万元左右；一头母猪，亦需投入1000元左右。
二是它需要较高的技术要求。达到一定存栏的猪以后，对防疫、饲料、猪仔、母猪等养殖技术，都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
三是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网络。家庭户与大市场对接，需要有发达的地方经纪人网络。客观上，某地存栏越多，经纪人网络就越发达。
转变
从2004年开始，该县信用社推出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优惠政策，每个农户可以贷款3～5万元，这给a村村民发展养猪业提供了绝好的支持。
只不过，从实践中看，高度市场化的家庭规模经营，也意味着高市场风险。事后，a村养殖户总结了养猪的市场规律：三年一周期，一年赚，一年赔，还有一年平。
就a村的养猪产业看，其产业链并不长，但产业利润的分配，也能窥见其中奥妙。
a村养猪产业链中，上游是饲料供货商，镇里有几家大型饲料加工厂，本村也有一个；中游是数量庞大的养殖户；下游则是几个经纪人和小型的中间商。
总体上看，上游和下游都稳赚不赔，但他们都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投入，因为饲料供货商需要给养殖户垫付饲料款，潜规则是出栏以后回款；而中间商则可能面临着下游老板欠款甚至卷款而逃的风险。
记者估算了一下，a村市场化养猪十年期间，饲料店老板和几个中介商，平均每家赚了二三百万是有的。而一般的养殖户，赚、赔和勉强维持之间，各占三分之一。
每一次猪价大跌，都会淘汰掉一些实力不够雄厚的养殖户；但每一次猪价大涨，亦会让那些有计划的养殖户增加底气。
政策
根据调研，猪作为一个大宗农产品，其市场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国家调控一直都有。有那么几年，a村的养殖户也享受了50元/头能繁母猪的补助，但有经验的养殖户都说，这种补助政策要不得。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补助政策出台时，恰恰是存栏较少，但猪价极高的时候，养猪户肯定是赚的。这时候补助，对养殖户而言意义不大，但无疑意味着鼓励养殖户扩大生产，必定造成下一个周期的猪价大跌。
2014年开始，全国的环保政策开始收紧，a县也适时推出了压缩养殖规模，消灭家庭养殖政策。
再加上恰恰这几年猪价低迷，一些养殖户也无心养殖。而且，不少村民又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发展林下经济，种植林芝、百香果、金线莲等。尽管转产效果不佳，但a村在2017年还是成了无猪村。
塑造
a村的养猪简史看来简单，但它却很能说明一个道理：中国的养猪业，其实一直是地方政策和市场双重塑造的结果。
2007年，国家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推动畜牧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转型的方向是“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并通过“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等项目进行推动。
在政府补贴的刺激下，万头养猪场和千头养猪场不断涌现，农户散养进一步消逝，而农户规模养殖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明确划定了禁养和限养区，a村养猪业也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衰退的。
2010年8月26日，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工人将患有非洲猪瘟的病猪屠宰后堆在一起准备焚烧 （来源：视觉中国）
复杂
2018年的非洲猪瘟之所以对猪肉市场有如此之大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这一意外的市场因素传导给了地方政府，为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禁养政策提供了契机。
记者还曾调研过华北某县的非洲猪瘟防控。该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养殖业和果业都有一定规模，两者之间还形成了一定意义的循环农业。
但2018年非洲猪瘟形势严峻，周围几个县都发生了疫情，唯独该县没有发生，成了“孤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该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防死守。
坚持了几个月后发现，养殖户的存栏在不断下降，而防控的成本却居高不下。县政府测算了一下，这个防控支出足以补贴养殖户退养补贴。
关键是，养殖户在悲观的市场预期下，也难以坚持，都希望政府“干预”。于是，到了2019年初，该县作出决策，全县退出养猪业，同时宣告非洲猪瘟防控解除预警。
这么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只不过，局部合理，往往会造成整体不合理。地方政府对养猪业，无论是支持也好，还是抑制也罢，其市场效应都不绝对取决于其理性决策。
根据业内估计，这次猪肉价格的高位运行，还得持续个一段时间。毕竟，猪不像鸡鸭，至少需要6个月的成长周期。
不过，那些觉得猪肉会贵到吃不起了的想法，可是杞人忧天了。除了中央的储备冻猪肉外，巴西、欧盟、澳大利亚等猪肉养殖大国都在盯着中国这块市场呢。（综合自识局、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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